21世纪初，各国人民学习中文的需求急剧升温，形成了前所未有的“中国热”和“中文热”。在主动适应国际形势发展的要求下，“孔子学院”应运而生。孔子是世界公认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和教育家，他的“和合”理念是各国人民广为接受的，孔子学院就像插上了翅膀，很快便飞向世界各地，尤其是受到大中小学校的青睐。

可是，孔子学院究竟应该如何运作呢？当时的我们既缺资金又无法照搬老牌语言文化机构的历史经验，根本不具备独立办学的支撑条件，唯有另辟蹊径。然而，新路又在何方呢？

就在一筹莫展之时，破局之策应运而生、不请自来。2005年 3 月，我作为上任不久的国家汉办主任，随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率领的教育代表团出访澳大利亚。在访问西澳大学时，受到时任校长阿兰·罗伯逊（Alan Robson）教授的热情接待。

西澳大学前校长罗伯逊教授

西澳大学是一所世界著名的百年老校，与浙江大学有着多年教学科研合作关系。会谈之后，他亲自带领我们参观美丽典雅的校园，并在学校教工俱乐部宴请中国代表团。在去往餐厅的路上，阿兰校长有意与我并肩同行了一段路。

他问我：“孔子学院的具体职能和任务是什么？”我回答：“就是全心全意地为各国人民在家门口学习中文提供服务和帮助。如，根据外国要求，中方可派出国际中文教师和提供教材，面向成人和孩子等不同类型的人群，灵活开展不同层次的中文教学，等等。”我又说：“国家汉办没有海外‘开垦队’，申办孔子学院首先要由外方自愿提出，中方才会受理，绝不强加于人。”

阿兰点头表示赞同，又问：“申办孔子学院的具体条件是什么，是怎样运行和管理的？”我据实回答：“目前申办条件有三：一是申办学校或机构必须是所在国政府认可的合法的；二是申办者须提供中文教学专用场地；三是申办单位须有专门人员打理日常事务。但是究竟如何运行和管理，目前我们还没有一个成形的方案。”

他想了一会儿，忽然站住了，对我说：“我愿意申办孔子学院，西澳大学可以满足你说的三个条件，你可以派人到这儿来，我们合作共管，就在我的校园里办一所孔子学院怎么样？”

阿兰校长的话，恰似一语点醒梦中人！对呀，这不是一条现成的路径吗？为什么不试试呢？我爽快地响应阿兰校长的提议说：“好啊！那您看我们能否现在就签订一份合作意向书呢？”他立即表示同意。他回头又问紧跟其后的该校中文系教授席格伦（Gary Sigley）的意见。席教授是留学北大的汉语言文学博士，他兴奋地回答校长：“太好了！”

就这样，我和席教授先行快步赶往教工俱乐部的传达室，我写中文，他写英文，边起草边讨论，不到一刻钟就完成了！这份《合作意向书》的内容很简单，只有三句话：“西澳大学将与中国国家汉办及中国一所大学合作，于2005年在西澳大学筹办建立孔子学院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及中国国家汉办将尽最大能力支持这个项目。有关建立孔子学院的具体事宜将由国家汉办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澳大利亚使馆教育处及西澳大学三方具体商议。”

当我和席格伦拿着中英两种语言的打印文本匆匆走进餐厅时，只见餐桌上已铺好临时找来的深绿色呢毯，放好两支钢笔和两把椅子，阿兰校长和章副部长等人都笑眯眯地站好等待签字。我和阿兰校长各自代表中澳双方签字，章副部长和西澳大学副校长马·希烈斯作为见证人也签了字。后来，在阿兰校长的大力支持下，西澳大学与浙江大学合作建设孔子学院很顺利，被誉为“全球模范孔子学院”。

正是这份简单的一纸协议，使我们的思路大开，并由此明确了孔子学院的基本办学模式，就是依托外方机构，实行中外合作，内生发展，因地制宜，各具特色。

之后，在开展大规模实践并总结经验的基础上，我们逐步形成和完善了这样几个具体做法：孔子学院既可作为永久性实体，也可作为5年一期、不断顺延的合作项目。办学任务可以教授中国语言文化为主，也可以传授中医、中国武术、中国音乐舞蹈及旅游知识和技能等为主。由外国（境外）一所大学（或政府中小学教育管理部门）自愿提交开办申请，免费提供专门办学场地和水电等日常维护费用，自愿与中国一所大学（或中小学）合作，中外双方共同筹措办学资金，共同派出管理人员和教师，所需教材既可由中方提供，也可自行编写。经原孔子学院总部审核批准建立后，双方共同建立理事会，由中外双方校长或副校长共同担任理事会主席，组成人员由双方共同指派，其中外方可占多数，实行一票否决制。理事会负责研究决定孔子学院的发展目标、年度工作及重大事项。孔子学院实行中外双院长制。

西澳大学阿兰·罗伯逊校长的金点子，助力我们拉开了孔子学院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发展的大幕。

注：本文节选自许琳女士《回忆孔子学院的外国同事们》，原载于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第181辑，经作者授权编发。本栏目在尊重原作叙事与表达的基础上，将以系列文章形式分8期连载。